受了莫大的创伤。

至于那位被称作‘昏君’代表的成化皇帝就更别提了，成化四年的一次午朝，他老人家都坐在龙椅上了，大臣还没个影儿，把宪宗爷气得不行“尔等常以勤政为言，及朕视午朝却有怠慢”

而且明朝不只有早朝，还有午朝（晚朝）的。朱元璋废中书省以后，政事散于六，皇帝亲坐朝，事事过目。

不提伤悲秋的闺女和酸直冒的秀才，单只太监儿便不可捉摸，戏台上看到悲情经常恸哭失声，多泪常颦，平日里又喜怒无常，任意闹事，但若和你看对了，常常又是‘也可割与人’。

这类人残缺，又最在意别人光，内阁的二位阁老一时礼数不周，旁人或许没觉得是甚大事，对魏彬来说简直和踩了尾一样，急匆匆地就跑过来向刘瑾告黑状。“只这一错漏？”听完魏彬的小报告，刘瑾微抬，轻声问。

当然嘴炮一时，文升的结果很悲，刘大夏与何天衢联手弹劾他能这么顺利，内阁的几位起了多大作用就不须提了，大明朝的文官们不学无术、随便应付皇帝已经习以为常了。

明英宗夺门之变复位多不容易，文臣给上了个‘天顺’的年号，大元天顺帝阿速吉八的骨才凉了几年啊。至于小木匠的年号重了几个朝代就不去说了。

可大明朝有文化的太监们自觉总该要脸，替主辩驳一下，于是天启朝的内监汤盛写了一本《历代年号考略》，明白指：本朝年号十六。

只当了一年皇帝的大胖朱炽听政不时，到了宣宗时便是大臣们也开始偷懒了，动辄几百人的失朝，朱瞻基任用内阁票拟协助理政务，朝会政治功能一步弱化。

“何止！”魏彬咋呼“书中字划淡不均及差讹等足有百余，本想着不与这般大巾们斤斤计较，可他们也太不把万岁爷的编书旨意当回事啦！”说句实在话，大明朝的这帮文官们倒也不是在编书时憋着坏成心想犯错，只不过历来他们习惯地不太把老朱家的事当回事而已。别说编书了，就是定制年号这等一朝大事，从明初到明末，都是一直在糊着来，永乐爷的年号南宋那位方腊方大教主就用过，这不是打着朱老四的脸告诉他是反贼么。

而误重前代者五，实词臣失于参考之过。这些自然是后话，而今的焦芳也不知，只是因为今天上班时少陪了几个笑脸，又会在朝堂上掀起一场怎样的风波…＊＊＊正德二年，七月初一，朔日大朝。

明人有俗语称：三个儿，不要惹他。所谓三个儿，分是闺女儿，秀才儿，还有便是太监儿。

虽然生了一肚闷气，朱见最后还是宽宥了这帮放了自己鸽的大臣，成化二十一年上谕“盛暑祁寒，朝官侍卫人等难于久立，今后每岁自五月至七月、十一月至次年正月，止奏五事，余仍旧”得，朝会理的政事又缩了。

除了朝参官员，还召来各地耆老、人才、学官、儒者，将官弟年纪稍长者，皆令“随朝观政”“四方来者云拥而林布”朱元璋坐在门上，亲“试文辞，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”往往一语相得，即予优擢，用人“面选者多”官员犯法，也常“面责而之”

明代皇帝饱受后人非议的一项罪名便是‘懒朝’，被说成怠政昏庸的表现，与之对比的便是我大清的历代勤勉圣君，好像皇帝的每天早起接受百官磕便可君明臣贤，天下太平，实际上皇帝每日坐朝，接见百官，亲断庶政，恰恰是大明朝开创的。

其中有一位还是和朱八八一起夺天下的徐寿辉，可李白的‘明断自天启’总该有所耳闻吧，也只能说这帮文官们赶上了好年，要是活在‘清风不识字’的大清盛世，怕是连祖坟都被人刨净了。

不扯远的，就说而今这位小皇帝吧，他的年号是据《尚书·大禹谟》里“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惟修，正德、利用、厚生、惟和”取得，看起来颇有度，可惜不但重了大理、西夏的年号，还和唐朝岐王李业之李珍密谋作时的年号雷同，内阁三公和礼官们本就没有细细考证，素来与内阁不睦的文升考察科官时直接题‘宰相须用读书人’，就是暗讽此事。

这样的早朝听政带有洪武皇帝厚的个人治国彩，后代孙想学也学不来。素来以勤政名的永乐皇帝，五征漠北，大分时间在背上过，不可能整日在奉天门上朝，朝会的政事属已然淡化“百官有事奏者，以次奏，无事者退治职务”晚年多疾更直接把政务由太置，朝会基本算是停了。

明英宗冲龄即位，三杨辅政，想一个每朝奏事不得超过八件的‘好主意’，就这几件事也要提前一日呈，由他们几位预先写完理意见，皇帝照着批示回答即可，朝会彻底成了面工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