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二八年的中国正是革命和**革命殊死战斗的时刻。一方面是革命斗争风起云涌：南昌起义、八七会议、秋收起义、井冈山据地的建立，中国人民举起了武装斗争的大旗；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各派军阀在“宁可错杀一千，不可使一人漏网”的反动号下，对革命人民行着血腥的屠杀。

上萧和这帮“蛀虫”样的学生少爷还不一样，他还要研究他的王尔德，他还要思考问题，他还想写东西。但他和他们有时就闹到一块去了，甚至还闹得很凶。

作品，连同宣扬他那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文学主张的论文，以及关于对王尔德的评论，都买来了。他完全沉醉在对王尔德的研究之中。

他们的关系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一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的时候。“九一八”事变的枪声响后不久，李汉超就抛下妻女，赶到抗日第一线，参加东〕比义勇军去了。

北平学生公寓住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有钱人家的弟，上萧住的这个公寓就更多一些，因为都是朝大学的学生。对他们当中一些人来说，念书就是混张文凭，闹个大学毕业的资格。所以念书倒成了次要的，吃喝玩乐才是真格的。熟悉那时北平学生公寓生活的人都知，旧社会享乐的一些玩意儿在那里面几乎都可以找到。赌、酒、女人，甚至大烟，在公寓都方便。没有一家公寓不是明文禁赌的，又没有一家不是公开聚赌的。如果你想打麻将，只要告诉伙计一声，上就可以送上一副好骨牌来，只要钱多打一些就可以了。女人呢，反正有钱就好办，伙计是善察人心的，他甚至会给你领个女学生打扮的姑娘来。半夜十二过后，肚发空了，要吃什么几乎是一呼就到。钱多的，伙计给你用提盒到饭店去提；钱少的门外就有馄饨、面饽饽；你又没钱又要喝酒怎么办？先赊着，四十枚生豆，二两腊，一壶烧酒，就可以让你有半仙之，甚至还可以腾云驾雾。公寓周围有不少靠着这帮学生少爷吃饭的，坐在屋里什么肮脏的勾当都可以办到。这不是念书的学生，是书本里的蛀鱼，是书桌里的蛀虫，它们很小，很不显，但是天天在那里啮，天长日久，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蛀空了。这是腐朽的旧中国的产，你到这样的公寓里转一圈，真会为中国的前途担忧。

这时李汉超已经参加党了。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于，斗争非常张，但他并没忘了这位颇有才华的老同学。他有时来看他，每来一次总劝他从这里搬去，和他住在一块。上萧当然不肯。他们俩经常辩论，李汉超让他走公寓，走课堂，到斗争中去看一看。他则摇着说：“我是搞艺术的，不是搞政治的。一个艺术家如果一沾政治的边，就会把艺术上的破坏得无完肤。；”李汉超一听这话，立刻就激动起来，两人就会争得面红耳赤。虽然如此，关系可从未中断，一逢节假日或星期天，上萧就去找李汉超，死活也要把他拉到馆里去，吃上一顿好饭。不是上萧一个人不能吃，也不是非得李汉超陪他吃才有意思，而是心里惦念老同学的。他猜不准李汉超参没参加共产党，但他知他是信奉共产主义的，而且正为之献。他见老同学没早没晚地搞学生运动，有时顾不上吃顾不上喝，明显消瘦下来。一个人的信仰是不能劝阻的，主义认定就不好改变。上萧觉得，这正像他父亲信奉封建礼法、崇拜孔老夫，他信奉唯主义、崇拜王尔德一样，各有自己的理想。所以他本不想去劝告李汉超，两人你搞你的政治，我搞我的艺术。但是对朋友的他却要尽一责任，大责任尽不上，每隔几天帮他改善顿生活是完全能到的。这对他来说简直成了必尽的义务，如果遇上哪个星期天没找到李汉超，他就星期一再去，一直到找着为止。李汉超也明白他这份心思，所以就不推辞了，推辞也没用。本来李汉超自己也不是下不起馆，他那地主家总给他汇钱来，但他一个钱也不肯，他要买书，要救济困难同学，要尽可能地多一些党费。而且他也真顾不上去讲究吃喝呀。

在这形势下，北平的学生运动也正如火如茶地开展着。而上萧却真的“两耳不闻天下事”了。他一方面陶醉在王尔德的唯主义里，一方面又沉沦在北平学生公寓的放生活中。放生活和王尔德的唯主义本是一个母里的双胞胎。王尔德认为在生活中已经看不到路与希望，只有艺术是最真实的，最的。为了追求这个，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。王尔德的主张和上萧那早有的灰暗思想是一脉相通的，所以现在是一拍即合。

上萧还原地没动。他大学本已念完，但他不愿离开那学生公寓，不愿离开已经过惯的北平生活，而且北平的图书馆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愿回吉林那个家。他的媳妇对他就像一块永远不散的黑云一样，随着他的心清